再如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，当时让大庆油田的医院剥离给地方，企业、地方政府都没积极性。当时油价高，企业效益好，养个医院不算什么，企业领导和职工看病也方便。但现在，价格产量双下跌，医院的职工又不能降薪，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就显现出来了。

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。“女童保护”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，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，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、教育部门、司法部门越来越多，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。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，她感到无力，“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，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、专业团队来做”。

《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提质增效、更可持续？解读》评论家黄秋耘写了很多当时看来完全够右派资格的文章，林绍纲至今记得他有一篇文章叫《刺在哪里》，文辞严厉。但邵荃麟是黄秋耘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时期的老领导，对他知根知底，党组会上将他力保了下来，只做留党察看。